文
黄喂喂字
前段时间，我因为在某全国性报纸发表了一篇地方疫情的监督性报道而被屡次约谈。本文是对这期间所经历的一连串事情的有感而发，亦是一名新闻专业学子对本专业的几点浅见，难免有不足之处，还望大家多多指正。
?没有记者证，但我依然是一名记者
“你不是一名记者，因为你没有记者证、也不供职于任何一家媒体，你只是一名新闻专业的大学生！”这是我在写报道时，很多人曾暗示过我的一句话。确实，我只是一名学生，按照他们的想法，我本应该在“象牙塔”内“两耳不闻窗外事”，更不应该在“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去“添乱”。
但是，长达六年的新闻教育告诉我：新闻是关于人和实践的学问。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我无法忍受自己对当下的疫情充耳不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作为新闻专业的大学生更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疫情当前，虽然无法出门做采访，但我们却可以成为网络场域中的理性发言者、引导者，甚至成为监督者。（正月十五，村里老人在看防疫宣传海报）
前段时间，我正在给本专业考研学生做《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这本书的分享会，书中有个观点让我记忆深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新闻工作者，不再于其是否有记者证，而在于其是否在从事新闻工作，是否在工作中是否坚持真实性原则，是否忠于大多数公民”。所以，尽管没有记者证，但只要我当下正在从事新闻工作，坚守真实性原则且忠于大多数公民，我依然会大声地说出“我就是一名记者”。这对于疫情期间，众多为了真相而不懈努力的自媒体来说，亦是如此。
?因为报道负面疫情而被约谈
年初十午夜11点30分，我刚刚睡下，就被窗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乡政府和村上的4位领导与1名村医来了。对于此行的目的，其实我早已猜出。
时间回溯到大年初三，这是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的第四天，也是我们这个偏远乡村真正开始重视疫情的第一天。每天的湖北新闻、新增的患者人数、各地传来的封村消息等都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的谈资，这一切仿佛都在警示着村里人：疫情正在向乡村扩散。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时村里的防疫工作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连宣传标语都没有。目之所及，是流动的车辆、聚集的人群、缺席的村医、“裸奔”的乡亲……
于是，我和村里的另一名大学生开始自发参与到了这场“战疫”中，参与制作宣传标语、帮忙组织封路，并通过对附近两个村落的疫情防护情况进行走访与调查，撰写了一篇关于地方疫情的监督性报道。
（我和另一名大学生一起走访邻近村落）
稿子很快便登在了该报的APP上，随后也登上了报纸。年初十晚上11点30，我被第一次约谈。当时已经睡下，但是门外传来敲门声，告诉我要测体温。我从爷爷家起床下楼，约谈地点在我们居民安置点的组长家，我们围着炉子坐成一团。除了领导和村医外，还包括在武汉上学的堂弟以及路过武汉的堂哥。
首先是村医测体温，询问了我们从广州回家的日期与过程。接着其中一位领导向我递来了一包口罩，我将口罩分发给堂弟、堂哥及组长。在交谈中得知，这4位领导分别来自于乡镇纪委、乡镇综治办、乡镇司法所、村委会。
（23点30，开始第一次约谈）
接下来便开始了持续两小时的谈话，具体的谈话细节我已记得不太清楚，但我在谈话结束后整理出了此次约谈的要点，尤其是司法所领导的普法工作让我印象深刻。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当前疫情工作十分严峻，团结稳定是最重要的，最好不要揭露问题。第二，乡村是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所有的资源都是先城市后乡村，乡村防疫工作需要一步一步来完成。目前还没做，不代表以后不做。第三，任何事情都要走程序，新闻报道也要走程序。任何报道都需要层层审批，同意了才能发稿。第四，疫情虽说是坏事，但却给了我们和亲人难得的团聚机会。有机会多陪陪家人，不要出去搞调查。第五，直接将我视为不讲政治，反复强调不讲政治会吃亏。第六，反复暗示我写报道是多管闲事。
最后，司法所领导直接指出“这篇报道已经引起了不好的影响，建议删除”。纪委领导认为“这篇报道反映了大学生忧国忧民的意识，弘扬了正能量，所报道的事情也完全属实，但是最好还是能删除”。
虽然言辞之中带有一些威胁的成分，但是他们都是我的长辈，深夜还从21公里外驱车赶来赶来如此偏僻的乡村。在两轮谈话后，我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表示如果无法删除，我也会做好评论区的正面引导。
约谈后的第二天下午，乡镇便开始加强了村里的防疫工作。负责约谈的几位领导亲自开车送来了84消毒液进行全村消毒，并督促村民各自回屋，不要串门，随后还检查了封路情况。临走时，村主任特意又来找我，问我“删了吗”。
（走访村委会，图中人物为村主任和村组长）
在随后的几天里，村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多次来到村里视察防疫工作，并找我谈话。最后达成了合意：既然删不掉，那就做好正面引导。
此后，我们村的防疫工作开始得到了高度的重视。疫情防控宣传、公共场所消杀、每日体温报告、道路卡口管控等已经成为常态。在2月11日，县长也亲自来到这里指导防疫工作，这也是来到我们村的第一位县长。
?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体
人们常说“理想很饱满，现实很骨感”，似乎二者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新闻行业尤是如此。回想起刚上大学时，我们都以“新闻理想”为荣，但是渐渐地开始羞于谈“新闻理想”，仿佛“新闻理想”成为了不切实际、乌托邦式的代名词。实际上，每个新闻工作者又何尝不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体呢？既有“诗和远方”，也有“眼前的苟且”。
理想可大可小，可虚可实，人们对理想主义的批判其实更多是在指责其虚无缥缈。其实，理想应当是一个可以操作化的概念，一个踮起脚尖可以触碰到的指涉，而不应该是水中月、镜中花。对我来说，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我的新闻理想还不是为了虚无缥缈地“兼济天下”，而是尽自己的责任和良知保护好自己所处的一方水土，在我所到之处，可以用新闻报道来激浊扬清。
当然，这其中也充满了“现实的骨感”，比如被约谈、被威胁、被各种阻挠。但新闻本就是一个各种力量角逐的场域，新闻报道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此次疫情报道中，正是有《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深度报道，才让我们看到了更加真实的疫情，也倒逼了很多事情发生转变，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当我们为某些报道大声喝彩，又为某些被压下去的报道扼腕叹息，大呼“新闻已死”时。其实，这些新闻报道都在改变着我们所处的周遭世界。能够引起舆论焦点的报道自然拥有更大的能量，但其他报道亦形成了监督之势迫使外界不得不做出反应，最终或多或少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我的报道虽然只是沧海一粟，甚至不值一提。但是在我们这个小村子，却起到了积极的防疫作用。也许，更多的新闻恰恰是是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新闻理想。
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体，既在改变世界，亦在被世界所改变，最终从理想与现实光谱的两极走向了中间的“桥接点”。
?我依旧对新闻充满理想
刚上大学时，因为发了一篇与当地贫困户相关的报道而被约谈。此次，因为疫情报道又被约谈。虽被约谈数次，但我依旧对新闻充满理想，因为我看到了新闻所带来的改变的力量。第一次报道引起了当地政府对该贫困户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此次报道为后续防疫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一名学生，我只能用有限的力量去改变周遭的世界，去守护我所在的一方水土，因为这里比起其他地方更加可感可知。比如，我的邻居，已经60多岁了，但会从贫困户安置房步行到已经倒塌的老房子给家里的四只流浪猫送饭，一日三餐，风雨无阻。有时候还会边喂饭边给四只猫讲“小猫钓鱼”的故事。
（四只流浪猫）
正是这些善良而纯朴的人，才一次又一次地激起我内心的新闻理想。我的新闻理想也许只是一束“微光”，但却实实在在。在此次疫情防治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跟我一样心怀“微光”的新闻人在守护着自己所处的一方水土。无数个“微光”汇聚起来亦有如炬的光芒，这也是一股催生改变的强大力量，这也许是新闻理想的2.0版。
所以，新闻依旧可以充满理想，未来也依然可期。前段时间，一些小伙伴通过